2021年1月26日 ，台北的小学生在玩耍 。图文无关
。（视觉中国/图）

一个偶然因素
，让薛仁明从文化学者转身成为教育专家。

1968年，他出生于台南市南边的茄萣渔村 。尽管父母目不识丁 ，18岁的薛仁明却凭一己之力考入素有“台湾第一学府
”之称的台湾大学，就读历史系。二十五岁时
，他通过台湾偏远地区教师甄试，到台东县立池上中学教书
。

多年后的薛仁明开始著书立说 ，并频繁在大陆讲学。一年里
，他有满满48周的讲课安排，从北上广深到南京、杭州 、成都 ，“你能想到的大城市几乎都有”
，内容大多围绕一个核心：中国礼乐文明的当代实践 。

2000年，薛仁明的长女降生 ，一年四个月后有了次女
，又三年后是幼子，回归礼乐文明成为他教养3个孩子的基本方法
。什么是礼乐文明？在薛仁明看来 ，“它跟所谓的‘中国文化’不完全一样
，儒释道
、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各式各样的艺术 、器物 ，都是文化；而文明是种生命状态，是中国几千年来基于阴阳思维产生的行为模式。简单地说
，我们的祖辈大多都没啥文化，可他们却都一直在礼乐文明里 ，所以昂然挺拔、有精气神 。 ”

2012年在台出版的第一本教育类书籍《教养
，不惑》中，他直言“当爹要有当爹的样子 ，而不是老想着要和孩子做朋友”
。12年后
，三个孩子先后就读大学，新修订后的《教养不惑》正式出版。

2025年11月7日 ，在广州的新书发布会后
，薛仁明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

“一个人越想找到他自己，就越找不到自己
”

南方周末：《教养不惑》最早是12年前在台湾出版的 ，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写一本这样的书？

薛仁明：2011年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了我在大陆的第一本书《孔子随喜》
。出版前后
，我把原来在台湾的工作辞掉了，人到中年 ，未来该怎么走，想了想
，还是得先写几本书。恰好这时我带孩子去台北，跟《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任杨泽见了面 。杨泽特别喜欢 ，说台北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孩子了
。当时我开始有了想法
，将来或许可以往教育的方向写本新书。

南方周末：当时台湾，尤其是台北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

薛仁明：台北人西化 ，因此孩子洋气
，活得比较自我，眼里没有别人 ，也喜欢表现
，很难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听你说话 。所以我台北的朋友都觉得孩子难教，至少也教得费劲。但我们去台北那天 ，我的3个孩子就是坐在那里
，喜滋滋地听我们说话，我则一派轻松
。杨泽说他看得特别舒服。

其实一开始我主要是讲经典
、讲传统文化 ，不是那么想纯粹讲教育，可能是因为我的很多受众是家长
，关心教育问题，我也看了太多失败的例子 ，才开始想跟大家多谈谈传统文化
，尤其礼乐文明是如何影响家庭教育的 。

南方周末：在你自己3个孩子成长过程中，你是如何和他们相处的？

薛仁明：我的二女儿允和在书里写 ，小时候她最常惹娘生气
，只要娘一生气，就把她发放到“宁古塔”去 ，让她到三楼去跟爸爸睡
。她没写更多的细节
，可其实，每次她咚咚地上楼来时都拿着她的“细软 ” ，一个小被子
，一个小枕头，我一般不是看书 ，就是在写稿子，头也没抬地
，就对她说，找个地方睡吧！没安慰过她 ，也从来没有过心理学说的“共情
”。事实上
，只要这个时候我安慰她，她就哭得更厉害 ，而且安慰着安慰着
，我还很有可能会拆她娘的台 。

以前我的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的
。经常是下午放了学，我把作业乱写一通然后跑出去玩 ，疯到最后我娘拿着棍子去打我
，我一边被打，一边跳着回去 ，如果我娘那天心情不好
，还会叫我在客厅跪着。跪的时候我就在等一个声音，我爹的摩托车声音 。远远地一听到 ，就知道“弥赛亚”来到了这个世界
。我父亲进来之后，永远只说一句话说
，“起来 ”。也没问我为什么被罚，更不可能安慰我 。开玩笑地说 ，没继续打我就好了
。

我们现在总说让孩子快乐
，让他活出自己，让他找到自我 ，其实都是特别空的话。一个人越想找到自我
，就越找不到自己；找到自我、活出自我这些话就像剥洋葱，老觉得里面有啥东西 ，剥着剥着
，剥到最后才发现啥也没有 。

南方周末：现在一提到育儿 、教育，家长们都很难避免用应试教育的那一套标准来审视 ，也就是孩子最后考上了什么样的大学。不知道这本新书出版之后你有没有收到相关的质疑？毕竟里面很具体地提到了三个孩子的去处
，无论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还是山东中医药大学，似乎都不是全国最顶尖的高校
。

薛仁明：我不在意这个东西。大女儿以婕在这书里有篇文章“人皆养子望优秀
” ，说她读高中时，“爹爹很严肃地找我谈话
，叫我成绩不要再进步了，把身体养好 。当时很憋屈 ，也无法理解
，怎么会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更加优秀？”她接着又写道，“后来父亲在课堂上说：‘为什么要她优秀？我只要我的女儿活得好
。’ ”说实话 ，我不反对优秀
，也不反对人家到哈佛，到清华
、北大 ，但是我知道去读这些学校可能会有什么副作用。大多的人都希望孩子优秀
，但作为家长，还是要看到读名校的两面性 ，它终究是有风险的 。

南方周末：现在很多大陆家长“鸡娃
”、焦虑
，其实是有一个所谓的终极培养目标，想要孩子成才 ，不知道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毕竟中国有科举考试这样的历史背景
。

薛仁明：“鸡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东方特色，不只是大陆
，台湾也一样，日本 ，尤其韩国更可怕。可是更早的时候
，我们整个东亚地区这个问题其实是不明显的，后来为什么变得那么严重 ，是因为西方的竞争意识传进来
，而我们原来的礼乐文明动摇了 。

以前我们也比，但是中国人比的不是西方个人主义之下突出自我的成就 ，更在意的是礼乐文明之下孩子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好弟子：能不能孝顺父母？能不能在家族里面扛起该扛的责任？心里有没有许多的人
，乃至于更大的家国情怀？孔子说，“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泛爱众 ，而亲仁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在这个框架之下
，你学文 、读书
、成为人中龙凤，都没问题 。

礼乐文明和个人主义之间有一个根本差别：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必须优秀、出类拔萃
。但问题是 ，当你已经很突出了
，肯定还有人比你更突出，那你当然会不断焦虑。大家都被灌输要“优秀
” ，每个人都得卷 。至于礼乐文明
，并非反对优秀或出众，它在意的是这些东西之上 ，还有更重要的价值。那是什么呢？你得在弟子这位子上坐稳了
，把弟子分内之事做好了，这才是第一优先
。在这个基础上 ，有能力出类拔萃
，当然可以去追求卓越；但如果没有那些禀赋，也完全可以做一个称职的弟子 ，两者并不冲突。

南方周末：和12年前出版的台湾版本相比，今年在大陆出版的这个版本主要增加了三个孩子的视角
，去谈他们过去二十多年间的种种感受 。不知道作为一个父亲，你怎么看他们的反馈 ，这和你的培养标准一致吗？

薛仁明：是出版社中华书局提出
，希望他们写写
。之前我并不知道孩子们要写些什么，后来发现他们不约而同地写到了爷爷奶奶 ，这点我特别高兴。对于他们仨
，我在意的是两点，第一是爷爷奶奶；第二是他们的母亲 。以前我对儿子说 ，你可以调皮捣蛋
，但不能惹你娘生气，这是红线
。

我觉得孩子该学习就好好学习 ，对将来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可同时他心里还要有父母，有爷爷奶奶 ，有兄弟姐妹，然后性情平和 、很好相处
，跟大家可以处得来，基本就可以了。就像之前大家常说的“老婆孩子热炕头” ，不需要太复杂 。

薛仁明
。（受访者供图/图）

“每个人在每个人的‘位上’”

南方周末：你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的？

薛仁明：小学六年级时
，有次父亲带我们去夜市，因为以前从没去过 ，那天有点兴奋
，看到旁边有人卖玩具，就多看了一眼 ，眼神里流露出那么一点想要的意思。我父亲看到之后
，只说了一句，“你觉得你还小啊？
”然后我就把那念头给吞进去了 。但是 ，那回之后
，我却觉得自己长大了
。

之后是初三，青春期 ，突然嫌我母亲烦，觉得她啰嗦
，但我还不至于敢顶撞，就是整整一个星期没跟她说话。有天父亲吃饭 ，见我娘不在
，就跟我说了一句，“你这样子对你妈对吗？”我头低着 ，所谓青春期的反逆就完全结束了 。

现在回头想
，父亲的一句话为什么那么有分量？为什么现在的父亲母亲没有这种分量？是因为我父亲是在父亲的位上，对我来说 ，一言九鼎。现在为什么很多父母亲疲于奔命
，他们说要跟孩子做朋友，要跟孩子交流 ，但父亲不像父亲
，母亲不像母亲，孩子也不会开心的 ，他真正喜欢的是每个人在每个人的“位上 ”
。

南方周末：你对你的原生家庭有什么样的看法？

薛仁明：我不喜欢“原生家庭
”这个词，但年轻时有段时间确实对家里是有些不满意的
，因为我父亲母亲都不识字，所谓没文化。高中时有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 ，他父母亲虽然只是小学老师
，但已经让我极羡慕了 。当时觉得人家父母开明，和孩子说话都是交流的口吻 ，彼此能巴拉巴拉一直讲
，但我父亲跟我讲话一天绝少会超过三句的
。后来我到台大读历史系，有个同学父亲是位大教授 ，我去他家
，看到四面都是书，羡慕到有些绝望。我家四面 ，都只是墙壁 。

那时会觉得有缺憾
，如果我小时候有这些条件该多好！就不会落后人家，输在起跑线上；如果打小有“童子功” ，做学问就方便了
。直至后来我当兵，接着又开始工作
，离开象牙塔，回到真实的世界 ，我才慢慢把原来的那些不满放下来
，甚至反过来开始感激我父母。

南方周末：是什么让你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薛仁明：我从高中二年级开始长期有困惑，对于身心安顿有焦虑 ，18岁的时候还因此休学了半年 。当时我看了不少书
，多半是西方的，即便是中国的 ，也大多是从西方视角来解读
。读了半天
，我在脑子里面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我的灵魂没有解决 ，我还是焦虑的
、不安的。

在台大读大三、大四时
，我迷恋王阳明，甚至相信王阳明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可等我大学毕业去当兵 ，我就发现作为一个挂少尉衔 、要管兵的预备军官，我理解的王阳明那套东西根本搞不定我底下的那些兵
。他们各种行业
、各种学历
，还有人是坐过牢的，谁理我这个书呆子？我只好把王阳明给放下来 ，慢慢找回我在乡下读小学时和人相处时的感觉
，结果，还真的行得通。

老师不像老师之后

南方周末：台湾版的序言里 ，你曾经写到自己1993年到台东当中学老师
，2010年才离开，17年的教育职业生涯里 ，“眼见教改的灾祸绵延 ”
，这个评价可谓很重了 。在台湾你见到的教改是什么样的？

薛仁明：台湾有个对“教改
”起到根本影响、叫“人本教育基金会”的团体，把西方那套教育理论讲到极致 ，彻底以儿童为中心。曾经有个“人本 ”的老师跟我对话
，讲到他们经常就只是为了一个学生不想进课室上课，便去共情孩子 、做几个小时的工作
。最后 ，当然是耗得油尽灯枯。同样地，台湾很多家长接受了这套教育理论之后
，也特别努力，花特别多的时间关心孩子 ，可能关心的时候暂时要好一点
，但一没空、关心不上，孩子就不行了 ，走两步退三步
，就要花越来越大的力气来关心孩子，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最后到了某一天
，孩子管不动了，他们也束手无策 ，觉得太累了 。这些受“人本
”影响的父母
，尤其母亲，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读了“人本”的教育理论 ，开口闭口尊重孩子，等到孩子上小学
，发现自己尊重不了了，因为有学习的压力 ，得开始要求孩子
。可是孩子已经习惯了母亲凡事都跟他商量
，一旦母亲对他们有了要求，马上感觉是种“压迫 ”。前后的反差就会让孩子特别受不了 ，神经错乱
、焦虑
，做家长的肯定也难受到不行 。

至于学校方面，主要论调是让学生“快乐学习
” ，以学生为中心
，老师开始变成了服务业从业人员
。后来，大陆也变得和台湾一样 ，大学生可以给老师打分数
，所以老师就不能真正要求学生了。结果，我的朋友在台湾的高校教书 ，他说现在几乎没有老师敢在早上8点开课，连10点的课都开得不多
，上课几乎都在下午、晚上 。

南方周末：你读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薛仁明：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台大已经是最宽松的学校了，一天的课程最晚也就是到下午五六点钟 ，基本没有晚上的课。等到我们毕业十几年后
，那些在大学教书的同学就发现，除了一些将来要去类似台积电这些企业的尖子学生还愿意学之外 ，一般学校的学生
，学习态度都很差 。有某段时间他们还是靠着来自大陆的台湾交换生，才在教学现场能够找到热情
。陆生都坐第一排 ，下课还会找老师问问题
，而台湾的学生全部趴在教室后面，爱听不听。

南方周末：那从你的观察来看 ，这种教育改革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台湾出现的？

薛仁明：从李登辉时代开始 。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对于礼乐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压根就没有那么多的感受。台湾的“教育改革”一方面让“人本 ”的西方教育理念大行其道 ，另一方面则全方位地“去中国化”，大幅删减了中学历史课程的中国史比重
。就连小学生的语文课
，都从以前的一个星期10节课，直接改成了4节课。

南方周末：作为曾经的教育从业者 ，你怎么理解这种冲击下的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影响？

薛仁明：先不说最严重的中华民族认同问题 。教育改革弄得许多老师坚决不打学生
，我待的那个学校有位教务主任尤其信奉这套理论
。可是，我们那种乡下初中的孩子 ，调皮捣蛋的不少
，顽劣不堪的也会有。他就憋着憋着，脑子一直想压住惩戒学生的念头 ，最后压不住
，炸了，动手了 ，严重失控
，结果就不可收拾，前后三次被人举报去教育局 ，都遭约谈了 。后来他看我特别不顺眼，因为我该打照打
，该骂就骂，学生还特别服我 ，家长也支持我
，压根没啥举报不举报
。

南方周末：为什么结果相差这么大？

薛仁明：当时我的理解是：我待的池上乡下，家长孩子都算纯朴 ，老师只要不过火
，就像我幼时一样，其实都能接受的。这位主任之所以被举报 ，是因为脑子一直压住精神
，人的精神只要长久被压制，一直绷着 ，但凡过了临界值
，情绪就失控了 。而我脑子和精神一直是高度统一的，压根就没情绪问题 ，脑子也不需告诫自己啥，所以我轻松
，孩子也舒服
。

除此之外，现在我还明白了另外一点：当我们在学生的眼里像个老师的时候 ，学生自然就会服你。譬如说
，今天你到一个新的班级，第一堂课 ，学生基本对你是恭敬的 。因为
，他们知道你是个老师
。等第二节课之后，有些老师会越来越被学生尊敬 ，因为
，他们感觉你“真的
”是个老师；相反地，第二节课之后 ，有些老师越来越不被放在眼里
，那是因为，学生感觉他压根就不像个老师。

所以 ，学生只是觉得我在“位”上，有种“师道尊严 ”
，一直视我为师，因此服我 。而我那位奉行“教改
”的教务主任 ，因为太有服务意识
，学生慢慢把他视为贩售知识的“服务员”，谁还当他是老师呢？学生只会嫌他“服务态度不佳 ”吧！

南方周末：很多家长也常常会反思 ，自己的教育方法有什么问题或可以改进的地方
，你会有这些思考吗？

薛仁明：可能有些小地方，譬如我对儿子稍稍松散了一点 ，其实还可以多一些要求。但从大方向上来讲
，问题不大
。所以我才有脸让这本书出版。如果经过多年之后，还觉得这里有大问题
、那里有大问题 ，那么
，我就该把这本书撕掉了 。

南方周末记者 蒋敏玉

责编 钱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