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5年前，1291年1月26日 ，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凿修建通惠河。
两年后 ，工程竣工，《元史·列传·卷五十一》记载：“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 ，见舳舻敝水 ，大悦，名曰通惠河 。 ”沿用至今的名字 ，自此而来 。
如今的积水潭北岸高地上 ，矗立着一座原址复建的汇通祠，纪念的正是这一杰出工程的缔造者——元代科学巨匠郭守敬。
今天 ，重温郭守敬的故事 ，相信会刷新很多人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认知。
西海边的郭守敬铜像，图源北京郭守敬纪念馆（一）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言 ，“与历史上的北京城息息相关者 ，首推白浮泉 。”白浮泉，正是郭守敬为开凿通惠河所寻水源 。
元代定都后 ，北京经济与人口迅速发展 ，粮饷供给等物资严重依赖江南漕运。可从通州到大都的最后20多公里，车载人扛，极费人力畜力 。
打通这最后20公里 ，难度不小 。通州与大都之间 ，没有适宜的天然河道，且大都地势高 ，运河的开凿 ，必须解决在大都附近找水，以及调节水势的问题。
彼时 ，玉泉山水系虽为现成水源 ，但水量不足且需供皇宫使用；而永定河水流湍急，也无奈放弃 。年过六旬的郭守敬 ，踏遍京郊山水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发现昌平龙山东北麓的 、属于温榆河水系的白浮泉 。
水源确定后 ，郭守敬结合多年经验制定了一份水利图 ，大致可分三段：以白浮泉为起点，引水向西流，沿着西山山麓向西南再转向东南 ，流入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如此绕道而行 ，为的是汇聚诸泉 、增加水量，同时建设堤坝工程 ，解决引水与防洪的矛盾 。据考证 ，白浮引水行经的路线与现在京密引水渠基本吻合，足可看出郭守敬地形勘测技术之高超 。
其下再通过长河 ，引水入大都积水潭 ，并将此作为泊船终点码头。当时的积水潭（即为今天什刹海的雏形）“汪洋如海 ”，又称“海子 ” ，在蒙古语中即花园之意 。尤其是盛夏之际 ，清荷暗香，商船云集 。
积水潭以下 ，则重新开挖、疏浚了金朝“旧运粮河” ，使引水沿之经通州东南至高丽庄入白河。在这段主要航道上，巧妙设置了坝闸与斗门，以起到稳定通行、“过舟止水 ”的作用。
24处闸坝示意图 ，图源北京郭守敬纪念馆通惠盈盈 、畅通南北 ，“京师无转饷之劳 ”，大大便利了物资交流 ，促进了元大都的繁荣发展 。此后随着朝代更迭 ，通惠河航线长度有变，但其运输功能相当重要 ，直至清末京津铁路竣工 ，漕运才逐渐式微 。故而谈起北京的营建史，不少历史学家皆称“漂来的北京城 ”。
（二）
如今 ，每每行走在郭守敬纪念馆 、八里桥、庆丰闸等遗迹 ，或是乘坐已旅游通航河段的游船，无不让人怀想旧时光里的摇曳水声 ，亦感叹古人智慧之不朽 。
可若论郭守敬最伟大的成就 ，并非耀眼的治水功绩，而在于主持制定中国古代最精密，也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授时历》 。
面对当时计时体系严重失准的难题 ，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编制新历时。郭守敬使用实测方法 ，主持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四海测验”：在全国设立27个天文观测站，派遣监候官14人分道而出 ，自己也跋涉千里 ，观测范围“东至高丽 、西极滇池 、南逾朱崖、北尽铁勒 ”，以采集日月星辰的运动数据 ，观察规律 、“敬授民时 ” 。由此测得的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天 ，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仅相差26秒，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 ，比同时代欧洲领先近300年 。
“历之本在于测验 ，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面对原有仪器年久修失 、精度失调的情况，郭守敬在三年内就研制出简仪、仰仪 、玲珑仪等十多种新仪器 。尤其是 ，他将结构繁复的唐宋浑仪进行简化设计 ，使得测量天体位置更加实用 、精确、简单，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 。
历法编纂的精度，同样见证着郭守敬深厚的数学功底 ，比如弧矢割圆法 、百进位制等的创造性应用 ，在13世纪皆极为罕见。同时，他还建立起一整套从观测 、计算到制定、推广的科学工作制度 ，堪称“科研团队模式 ”的雏形 。
“他重新定义了中国古代的时间 ，也打通了北京城的命脉 ” 。从星辰到河渠，郭守敬所取得的成就彪炳史册。郭守敬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 ，也被当代科技迷赞叹为“穿越者”。为致敬这道“东方科学之光 ” ，国内外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小行星、月球环形山及天文望远镜 。
馆内展陈，图源北京郭守敬纪念馆（三）
翻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 ，像郭守敬这样卓越的科学家或工程师不少 。比如 ，主持修建都江堰的李冰，发明地动仪的张衡 ，编纂《梦溪笔谈》的沈括 ，著有《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尽管他们在当时的第一身份多是官员，可于后世而言，其流芳首先是因为在水利 、地质 、工程、天文 、药学等方面的专业成就。
中国古人以“格物致知 ”的方式 ，“经世致用 ”的态度 ，以及“保守述成”的记录传承，孕育出让人惊叹的发明创造 。在东方古代的实践之中 ，科学也好 ，技术也好，从来不只是复杂冰冷的成果 ，而都直接服务于生产生活 。所谓仰望星空 、精研天道 ，最终皆是为了脚踏实地、造福百姓。
可这样的实用模式总伴随着一个争论：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持截然对立观点的两派中，都有颇具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 。
称“无 ”者 ，如爱因斯坦认为 ，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的有“两个伟大的成就 ”：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二是“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联系 ”；而“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 。
称“有”者 ，代表人物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的作者李约瑟 ，他认为，尽管“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 ”存在弱点，但是 ，“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 ” ，而且“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可以看出 ，称“无”者 ，所使用的大抵是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标准；称“有 ”者，则是以历史的观点来理解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科学以及标准 。试图厘清这段争论 ，需要回归到科学的本来定义上 。
“科学 ”源于拉丁文Scientia ，意为“学问”“知识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其含义本身也在不断扩大与加深。以发展的视角来看 ，科学理当是自古至今延续发展的传统，其中可以有技术传统 、哲学传统 、实验传统 。
尽管如今一提到科学 ，许多人的反应皆是西方现代科学 ，但究其根本，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和指导实践的工具，是不断完善的认知体系 。以此广阔多元的视角来看 ，中国古代当然是有科学的。否则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繁荣程度 ，皆远超欧洲、领先世界 ，又将如何解释？
什刹海荷花市场夏日景观，图源《北京日报》（四）
这些年 ，越来越多人发现 ，无论是科学中心主义视角 、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还是中国传统哲学视角，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如果打破上述种种 ，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实践 ，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视域之下，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科学活动的价值与意义 。
以多元而非狭隘的视角来看 ，我们能从《墨经》中看到实验思维 ，从《本草纲目》中看到分类思维，从《天工开物》中看到技术集成……更不用说，那些深度融入古代经济社会 ，从而带来社会繁荣 、甚至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技术 。长于经验与实用的技术传统 ，同样需要建立在观察探索、实践检验的基础之上，其独特应用价值也应该被珍视和认可。
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 ，不管是科学 、还是技术 ，都从来不曾缺位 。某种程度上，也正因有绵长辉煌的技术传统 ，有漫长经验的积累与沉淀 ，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中国，能够在如今的科技创新赛道上 ，很快实现追赶与跨越 。
今天 ，当人们在什刹海畔瞻仰郭守敬铜像时，仿佛能看到科学之光穿越时空 ，照亮中华文明对未知的持久求索。当从灿烂文明中走出来的东方国度 ，愈加自信地拥抱现代科学，一定会以更加昂扬自信的风貌，奔赴下一程星辰大海 。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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