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 ，是一种逐渐渗透的感觉 。
27岁的晓舟在南方某事业单位实习了近一年 。领导劝她毕业后留下 ，说这是人人羡慕的“好工作”：稳定、体面，工资不低。但她心里很矛盾 。
她的日常几乎被无休止的杂活填满——报销 、跑签字 、盖章、做出差方案 、准备会议 、发函 ，以及申请各类事前审批 。有时光是确保会议室的台卡裁得工整 ，就能花去近半小时。
更棘手的是，这些任务往往随领导需求临时调整 ，又依赖他人配合推进 。她的紧急事 ，在别人眼里常常排不上号 。脏活，经常是一场消耗战。
来实习，本是想借机搜集博士论文资料 ，但晓舟在这里几乎没法展开任何与学术相关的写作。每天被琐事切割 ，等回到住处，脑子早已空转到发钝 。
日常几乎被无休止的杂活填满/《同期的小樱》剧照
干脏活 ，是一种全身心的消耗 。它不是单纯的辛苦，而是对着毫无意义的任务反复投入的痛感：复制粘贴的表格、反复的沟通 、只为凑数的汇报 ，像慢慢压下来的石块 ，拖得人迈不出前进的腿。
既“孔乙己的长衫 ”之后，年轻人职业争议的另一个词——脏活 ，在近些时间也频繁被讨论 。
它让人质疑：为什么劳动会变成这样？当脏活一件接一件时 ，它甚至像是一种“沉浸式体验 ”——时间与精力被彻底榨干，却换不来任何成就感 。
如今 ，脏活就像一层薄雾 ，笼罩在几乎每个人的日常工作里。60年前，美国社会学家埃弗雷特·休斯提出“dirty work（脏活）”这个词时，也许没想到 ，它会在今天被不断翻新 、延展 ，成为我们理解当代劳动的一面镜子 。
每个人都带点脏
提到“脏活 ”，几乎每个打工人都有话要说 。
豆瓣热门话题“你做过哪些伪工作？ ”吐槽最多的是“只有领导发言、没有重点”的会议。有人直言 ，非要在周末开的会 ，除了桌上一堆空矿泉水瓶和果皮，什么也没留下 。
Reddit的“反工作 ”（r/antiwork）版块里中 ，国外网友讽刺“鞋子的图片在350像素宽度时离文字太近时 ，真会让地球停转吗？ ”
TikTok 上甚至衍生出“Pointless Meeting（无用的开会）”“Meetings Funny（会议槽点）”这样的热门标签……这些荒诞场景，已经成了职场里最普遍的自嘲 。
《不讨好的勇气》剧照
但“脏活 ”一词最初并不是这个意思。
上世纪60年代 ，它指的是社会必需、却抬不起头的工作：矿工 、屠夫 、性工作者、狱警……体面的秩序，总要靠这些见不得光的劳动来维系 。
后来 ，这个范围被拓宽：脏可以是身体上的 ，也可以是社会关系上的，甚至是道德层面的 。不变的是，劳动者既背负污名 ，又维持了社会的正常运转。
进入21世纪 ，脏活并没有消失，只是看上去更“体面 ”：人工智能背后 ，日复一日清理着血腥与色情内容的数据审核员 ，长期面对衰老与死亡压力的养老院护工们，以及操控无人机 ，日渐麻木扭曲的军人。
这类脏活 ，实际上是把社会不愿直视的痛苦继续分派给底层劳动者 。
进入21世纪 ，脏活并没有消失 ，只是看上去更“体面”/《人生切割术》剧照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2018）中则提出另一种切口：真正折磨人的，不是劳动的辛苦 ，而是劳动和意义的彻底脱节 。
他称这些岗位为 bullshit jobs（狗屁工作） ，并归纳成五类：跑腿型，让别人显得重要却对自己毫无价值；补丁型，弥补系统漏洞却从不触及根源；打勾型 ，为了看上去合规而存在；打手型 ，纯粹用于对抗；监工型，制造层层管理和冗余汇报。
它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污秽 ” ，却同样让人羞耻和空虚——劳动被消耗了 ，却毫无真实产出 。
劳动被消耗了 ，却毫无真实产出/《请叫我总监》剧照
如果说脏活最初指的是“必要却不体面 ”的劳动 ，那么狗屁工作揭开的则是“毫无必要却不得不维持”的劳动 。一个来自社会分工的阴影，一个源于制度的荒诞 ，但落在个人身上的感受却相似：做着自己都不认可的事。
而语言的模糊性 ，又让这两种经验逐渐重叠 。“Dirty ”既能指身体上的脏，也能指精神上的不光彩 。于是 ，当人们抱怨无意义的会议或报告时 ，很自然就把它们也称作“脏活 ”。久而久之，这个词便完成了一次漂移——从少数人的污名，扩展成几乎所有人的荒诞日常 。
繁殖
按常理 ，人类社会的进步 ，经济的高速发展应当逐步代谢掉“脏活”，让劳动更高效 、更体面 。可现实却并非如此：脏活没有逐渐消失 ，反而不断增殖。
很多职场打工人坐在电脑桌前时 ，都曾想过自己为什么填张表要走这么多流程 。这些不算体力上的辛苦，却同样令人精疲力竭 。
单调和无趣 ，并没有因为发展而消失 ，只是换了媒介。
在作家卡罗琳·比顿看来，知识经济并没有消灭单调 ，而只是把单调从重型机械转移到了数字技术：Excel表格 、PPT模板、邮件链条。刺激不变 ，投入感就会迅速消退 。
她说，这就像“水刑 ”：每一次重复都更加折磨 ，于是人们被迫降低参与度 ，用心不在焉来保护自己 。所谓“白领体面 ”，其实同样充斥着重复 、琐碎与意义的缺席。
所谓“白领体面” ，同样充斥着重复 、琐碎与意义的缺席/《今日宜加油》剧照
这让“体面 ”的概念变得暧昧 。整洁的办公室与专业化的术语 ，并不能消解劳动的耗损，只是把它伪装起来 。正如大卫·格雷伯所言 ，办公室往往是一种“表演性舞台 ”。
开会、写报告 、处理文档 ，有时并不是为了产出真实价值，而是制造出“我们在努力工作”的象征性证明 。
更深层的问题是：社会处理脏活的方式 ，从来不是消灭 ，而是切割和转嫁 。
记者埃亚尔·普雷斯在《 肮脏的工作：基本工作和美国不平等的隐性代价 》中提醒人们：养老院护工 、无人机操作员、监狱看守，这些岗位看似体面甚至带着使命感 ，实际却要承受一种长期撕扯——在岗位要求与人性底线之间反复碰撞。
他把这种感受称为“道德伤害”：社会通过分工 ，把伦理上的痛苦外包给特定人群，用不平等来维系表面的正常运转 。
《下一个素熙》剧照
但这种转嫁并不能真正隔绝脏活 。办公室里的伪工作 、工厂里的流水线 、数字平台背后的隐形劳动 ，终究都在不断渗透，成为所有人的日常。
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分工逻辑 ，本身就会制造新的脏活 。社会学家芭芭拉·加森在研究办公室自动化时就发现 ，自动化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解放 ”，反而成为资本主义分工的工具 。
分工越细 ，任务越容易被拆解成碎片 ，每个人只负责其中一环。结果是，整体意义消失了 ，只剩下无休止的机械性重复。
另一方面 ，制度逻辑会让这些重复像模板一样不断复制 。一旦某种形式化操作被管理层视为“有效 ”，它就会被推广到更多场景 。KPI本是工业流水线的产量指标 ，如今却延伸到几乎所有行业。
更重要的是 ，虽然这些不断重复的工作，与个人的有效产出常常脱节 ，但对于组织来说 ，反复产出而形成的熟练螺丝，是保证整体效率的基础 。
不断重复的工作 ，对组织来说是熟练螺丝/《未生》剧照
与此同时 ，外包机制也没有切断责任链 。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很多脏活变得更加隐蔽 ，但这些外包岗位的低薪与不稳定 ，会反过来压低整个行业的标准，让更多人陷入不安全的处境。
在脏活还未全面渗透到窗明几净的商业大楼时 ，人们以为花钱就能让代价停留在“别人”的身上 。
一个理想的社会要求社会所有人共同承担 ，但现实中的“我们 ”其实是一个虚构的整体：每个人都在默许，甚至依赖别人替自己承担痛苦 。然而当制度继续下去 ，代价就会层层扩散 ，直到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
逃离
今天的职场主体，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 。前者正处在三十到四十岁的中坚阶段 ，后者则刚刚入场 ，带着不加掩饰的质疑精神 。抱怨脏活，并不是 Z 世代的“反叛特权 ”，千禧一代同样有着自己的幻灭时刻。
千禧一代的经历尤其典型 。成长在“努力就能向上”的叙事里 ，他们被教导要多学技能、多考证书、多加班 ，未来自然会更好 。很多人确实照做了——他们没有想着去打破体系，而是相信自己能在体系里成为赢家。
可进入社会后 ，现实却接连反噬：金融危机让前景急转直下 ，工资停滞，住房成本高企 ，稳定岗位不断缩减 ，工会保护日渐式微。
千禧一代的幻灭并不是抽象的，它最直接地体现在那些职场脏活里 。无休止的汇报 、毫无意义的会议 、深夜还在赶的PPT和表格——这些任务曾经被认为是“走向成功 ”的必要付出 ，如今却只是一再提醒他们：努力和回报早已脱节 。
《未生》剧照
作家安妮·海伦·彼得森在《我们为什么会精疲力竭》中，将倦怠称作千禧一代的特有状况：一种持续的“迟钝的疲惫感 ” ，以及“仿佛把自己优化成了一台工作机器”的感觉。
她写道：“本该让人感觉轻松的事（比如休息、不工作）却让我觉得不好 ，因为我会为没有工作而感到内疚；而本该让人觉得糟糕的事（比如一直在工作）反而让我觉得安心，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做应该做 、必须做的事情，才能算是走在成功的路上 。 ”
更微妙的是 ，这一代人里存在着大量的“理想主义者 ” 。他们曾真心相信：工作不仅是生计 ，还应该是“热情”和“自我价值 ”的出口。
相比之下，Z世代没有经历过那种“多劳多得 ”的“幻觉” ，也不会自然地将人生意义全部寄托在工作上 。
他们中的很多人 ，在疫情期间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成人阶段 。互联网的发展，也让他们在正式步入职场前就看清了上一代人的困境——加班 、内卷、买不起房 、工作无保障。
互联网的发展 ，让Z世代在正式步入职场前就看清了上一代人的困境/《横道世之介》剧照
带着更强的怀疑主义入场的Z世代，往往能更快识别出工作中的荒诞 ，用戏谑 、吐槽甚至公开抵抗的方式把它揭露出来 。
对他们而言 ，“脏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不仅是无意义的会议、重复的汇报，还包括那些耗时费力但和KPI或个人发展毫不相关的临时任务 ，需要时刻防范给领导或同事擦屁股的可能性。
更有意思的是 ，当年轻人对公司的价值导向或企业文化本身心存质疑时，哪怕是正常的工作事务，也会被笼统地称作“脏活 ” 。
Z世代的敏感与功利感 ，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代际性格 ” 。它更像是他们成长轨迹和社会环境共同塑造的结果。
首先 ，他们进入职场的节点，正好碰上疫情冲击 、全球就业市场收缩 ，以及零工经济和灵活就业进入常态化。对这一代人来说 ，所谓“稳定职业路径”从一开始就很模糊 。既然没有确定的未来，时间的投入就显得格外昂贵 。
其次 ，教育和社会叙事的变化也深深影响了他们。千禧一代成长在“努力=上升 ”的故事里 ，哪怕幻灭，也曾经笃信过 。而Z世代却是在“学历贬值 ”“阶层固化”的警告中长大 ，他们更早意识到：资历未必可靠 ，忠诚也未必换来保障 。
于是，他们更愿意把工作视作一个“项目制 ”的任务——看它能不能带来明确的成果 ，而不是漫长地熬年头。
《不讨好的勇气》剧照
此外，破碎的工作制度，也使脏活成为“结构性日常 ” 。临时性岗位 、外包合同、KPI导向 ，让许多任务天生就是割裂的 。最后留下的 ，往往是无产出 、无积累 、也难以被社会承认的碎片劳动。对年轻人来说，这不仅是一种价值感的剥夺 ，也加剧了对可替代性的焦虑 。
劳动 ，原本是一个带着尊严的词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叙事里，它意味着创造、参与、改善生活。但在今天 ，许多人却不得不以“牛马”“吗喽 ”“社畜 ”自称 ，用自嘲来抵消日复一日的消耗 。
Z 世代直接质疑工作本身的正当性，并不是因为他们拒绝劳动 ，而是因为他们渴望“真工作”——能带来成就 、能被看见 、能与组织形成共鸣 。
尽管网络上充斥着“别赋予工作太多意义 ”的劝说 ，但当工作依旧占据着普通人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时，这种话术是一种悖论。若承认工作毫无意义 ，就等于承认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正在纯粹被浪费。
这正是脏活的真正痛感所在 。它不仅意味着无聊与重复 ，更是对生命价值的稀释 。最具生命力的年纪，Z世代的反叛是真切的，但路在何方 ，还没有答案。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
作者 | 贺一
编辑 | 阿树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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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篇文章《天天干脏活，白领受了多少内伤》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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