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

作者简介

李 霖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孔子何以入世家

摘 要：孔子何以入世家，关键不在于真实的孔子 ，而在于太史公对孔子的认识 。综观《史记》全书，太史公对孔子的定位不是道德的完人
，而是王道的传承者。《孔子世家》的两大主题为政和六艺，均围绕王道展开：求仕、为政是为了推行王道 ，结果因与“力政 ”的世风格格不入而失败；修六艺 、作《春秋》是为了将王道传诸后世
，使“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
。结合《史记》各世家小序对辅弼主上之义的强调，可知《史记》入孔子于世家的真正用意 ，在于刻画孔子对王道的辅弼。孔子所传“世
”的
，不在于子嗣、爵位或仁德，而在于承载王道的六艺 。以继孔子为志的司马迁 ，也自任为王道的传承者
。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僭越者。

关键词：《孔子世家》；司马迁；王道；春秋学

阅 读 导 引

一
、《史记》全书对孔子的定位

二、《孔子世家》的主题

三 、孔子入世家之义

四
、《史记》继《春秋》以辅弼王道

尽管《史记》出世不久即遭致“是非颇谬于圣人”这样尖锐的批评，但种种迹象表明 ，《史记》全书对孔子的重视程度可谓无以复加：《孔子世家》赞语称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以外
，《史记》引用孔子语录亦多达十条以上，且时代相涉的本纪、世家频见孔子生 、孔子相鲁
、孔子卒等记事 ，为全书罕见之特笔；《十二诸侯年表》更以孔子卒作为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界；《史记》战国以前的核心史料，正是与孔子关系密切的六艺……不一而足 。其中
，最为读者津津乐道的，是孔子得以入世家 ，而老庄孟荀等诸子入列传
，后者只得与仲尼弟子同列
。

孔子何以入世家？两千年来，学者议论不一。对于世家这一体裁的初衷 ，唐人司马贞的看法几乎成为公论：

系家者
，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 。

把世家理解为君位得以世袭
。吴太伯、仲雍死后 ，其子孙亦为吴国国君；留侯张良死后
，其子亦为留侯。各世家多如此，惟孔子 、陈涉没有君位留给后人继承 。

值得重视的是 ，《孔子世家》赞语末尾
，很可能是太史公对孔子何以入世家的回答：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 ，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，传十余世
，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 ，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可谓至圣矣。

不少学者以为此段的重点在“孔子布衣，传十余世
” 。例如司马贞说：“孔子非有诸侯之位 ，而亦称系家者
，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 ，故称系家焉。”所谓“代有贤哲 ”
，也许是抓住了赞语中的“传十余世
”，却忽视了真正关键的信息“六艺”
。在司马迁的时代 ，孔子及其哲嗣尚未获得朝廷册封
，小司马仅仅止于“代有贤哲 ”，虽未中的 ，却也未至于大谬。至明人何良俊，认为太史公预料到了孔子将获册封
，故而为其立世家：

盖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 ，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
，故遂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世家之久 ，莫有过于孔子者 。

则近乎臆测
，距离史迁原意愈远
。此类说法颇具代表，钱穆即以“衍圣公
”的存在称赞“太史公见解之伟大”。

实际上 ，要回答“孔子何以入世家 ”
，关键并不在于我们如何评价孔子，甚至不在于历史上真实的孔子 ，而必须以太史公对孔子的认识为准绳 。因此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太史公，《史记》之外的材料和说法（包括公羊说）只能备参考
。同时 ，我们也不能局限于《孔子世家》，而必须在《史记》全书的语境中重新定位孔子。

一
、《史记》全书对孔子的定位

《孔子世家》以外
，《史记》集中讨论孔子有三处，清楚地呈现了太史公眼中的孔子形象 。一是《十二诸侯年表》序：

周道缺 ，诗人本之衽席
，《关雎》作
。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 ，以恶闻其过
，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 ，乱自京师始
，而共和行政焉 。是后或力政，强乘弱 ，兴师不请天子
。然挟王室之义
，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 ，诸侯恣行，淫侈不轨
，贼臣篡子滋起矣……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 ，莫能用。故西观周室
，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上记隐
，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 ，去其烦重
，以制义法，王道备 ，人事浃 。

二是《儒林列传》序：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
，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 ，政由强国。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，于是论次《诗》《书》
，修起礼乐……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 ，曰“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矣
”
。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 ，以当王法
，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

三是《太史公自序》：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 ，孔子为鲁司寇
，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 ，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 ，贬天子，退诸侯
，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 ，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”夫《春秋》……王道之大者也……’
”

壶遂曰：“孔子之时
，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三处表述虽有详略之别 ，论调则如出一辙
，都以“王道 ”言孔子
。“王道
”也可称为“王路”“王事 ”“王法
”“周道”。“周道 ”指周的“王道
”，一如《史记》称夏、殷之王道为“夏道”“殷道 ” 。何为王道？《史记》从未明确地定义王道 ，笼统地讲
，王道既指德行，也意味着地位 、秩序
。王道的德行义 ，早已成为共识。《十二诸侯年表》序“周道缺，诗人本之衽席
，《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
” ，就是讽刺天子失德 。王道的秩序义
，讨论相对较少，却是理解《孔子世家》的关键 ，有必要在进入正题之前稍作归纳
。

玩《史记》文意
，周文王
、武王等圣王治国之道就是周的王道，成、康所行 ，也合乎王道。昭王时“王道微缺”
，穆王时“王道衰微 ”，懿王时“王室遂衰” ，夷陵至于厉王
，剧变终于发生 。

厉王的无道违背了王道中的王“德
”。《周本纪》说厉王好利，大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厉王又弭谤 ，导致“诸侯不朝 ”，其后“乃相与畔
，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
。“乃”字表明太史公认为国人所以叛王 ，根本原因在于厉王弭谤的失德行为。《三代世表》“厉王胡以恶闻过乱出奔
，遂死于彘 ”，《十二诸侯年表》序“厉王以恶闻其过 ，公卿惧诛而祸作
，厉王遂奔于彘
”，都用“以”字强调厉王咎由自取 。更重要的是 ，厉王出奔带来的后果
。如《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说：“乱自京师始
，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 ，兴师不请天子 。 ”大臣共和行政
，首次撼动了周室的王“位
”，即“天子——诸侯”的君臣秩序
。正是在此意义上 ，《史记》以共和行政为周之王道衰废的标志，由此开启了“十二诸侯 ”的“力政
”时代
，即“政由强国”“王路废而邪道兴 ”，天子名存实亡。

“力政”是“王道
”的反面 。由于“力政”成为十二诸侯时代的主题 ，“明王道 ”的孔子要想通过从政（“干七十余君
”“为鲁司寇”）来实现抱负
，无异于方枘圆凿
。《史记》在“莫能用 ”和“无所遇
”前均冠以“是以”，意在强调为政失败的必然性。

为政失败 ，尤其是西狩获麟
，意味着王道已不可为 。但孔子没有放弃，仍寄望于将来
。作《春秋》以传承王道 ，希望“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
，成为孔子实现理想的必然选择。《史记》谈到孔子作《春秋》，每冠以“故
”字 ，即在于强调作《春秋》的必然性 。

简言之
，《史记》全书对孔子的定位是王道的传承者：明王道的孔子与那个王道衰废的时代格格不入，孔子致力于从政 ，却注定无法实现王道，最终只得通过《春秋》把王道留给未来的王者。明乎此
，方能读懂《孔子世家》对孔子的刻画
。

二 、《孔子世家》的主题

《孔子世家》的记载中，有两个主题所占篇幅最多 ，《世家》对孔子形象的刻画即主要围绕着这两大主题。一是求仕、为政
，包括在鲁和周游列国，二是修六艺
、作《春秋》 。与此相适 ，《世家》所选夫子语录
，也主要针对为政和六艺两方面的内容
。今本《论语》中最为多见的那些关于仁孝忠信等个体德行的条目，几乎未见于《孔子世家》。太史公对孔子的定位并非道德的楷模 ，而是王道的传承者 。

尽管《世家》很少提及王道
，但这两大主题正契合《史记》全书对孔子作为王道传承者的定位：求仕、为政是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王道，修六艺 、作《春秋》是为了将王道传诸后世
。

（一）求仕
、为政以行王道

与《论语》极为不同 ，《世家》中孔子最突出的形象是汲汲于求仕。为了求仕
，孔子不惜在服丧期间试图参加季氏的宴会、通过做高昭子家臣以通齐景公，甚至曾打算投奔公山不狃 、佛筭等叛臣 。后儒带着道德楷模的成见阅读《世家》的这类记载 ，常常怒不可遏，指责太史公“厚诬圣人”
。实际上
，这些记述不可能有意贬低孔子，而是旨在刻画孔子“干七十余君莫能用 ”的曲折历程。

与那些看似“不择手段
”的求仕经历大相径庭的 ，是孔子厄于陈蔡时
，在与子路
、子贡、颜回的三轮问答中所展现的不阿时俗 。针对一众师徒所陷入的绝境，孔子以“吾道非邪”设问 ，三位弟子作了不同的应答
。子路怀疑是夫子之道不够高明导致众人受困绝粮
，孔子便以伯夷 、比干的事迹教训了他。面对同样的提问，子贡的前一半回答“夫子之道至大也 ，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合夫子之意
，但他接着劝夫子不妨“少贬”其道以取容，被批评“不修尔道而求为容
” 。最后 ，只有颜回的回答“夫子之道至大
，故天下莫能容。虽然，夫子推而行之 ，不容何病，不容然后见君子”
，令夫子欣然而笑
。夫子的欣然，也意味着太史公对颜回的认可。

上述问答未见于《论语》 ，近人往往未予重视 。这三轮问答不论是否曾真实发生
，却无疑合乎太史公对孔子的认识，甚至可视为《世家》求仕为政这一主题的核心事件
。子贡的前一半回答 ，正契合《史记》对孔子的定位
，明王道的孔子在客观上注定不容于毁弃王道的时代。而颜回的回答，则道破了孔子从政失败的主观原因：孔子绝不肯为了从政而稍稍贬损王道 。

与孔子如出一辙 ，太史公笔下的孟子处于务在强兵并敌的时代
，却致力于述唐虞
、三代之德（王道），故而注定不见听用 ，退而序《诗》《书》
，述仲尼之意
。太史公将孟轲困于齐梁与仲尼菜色陈蔡等事相提并论，说他们的不阿世苟合犹如“持方枘欲内圜凿 ”。方枘圆凿之喻 ，除了把个人与时代在客观上的格格不入具象化，更意在强调孔、孟从主观上绝不会为了取合当世而修理王道本来的棱角 。也许正因为如此
，孔子才堪担负传承王道的使命
。

由此，方得理解《世家》中汲汲于求仕的孔子 ，为何一旦不得卫灵公 、齐景公
、尤其是季桓子器重
，便毅然离去。凡此都应理解为孔子主观上不肯为了从政而贬损王道 。《孟子荀卿列传》即举“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
”作为拒绝阿世苟合的事例 ，正可解释《世家》中孔子去卫的原因是灵公问兵而不问礼
，兵是力政之事，礼则属于王道
。值得注意的是 ，今本《论语》作“卫灵公问陈于孔子
，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明日遂行”
，而《世家》在孔子答语后，作“明日 ，与孔子语，见蜚雁
，仰视之，色不在孔子 ，孔子遂行 ”
，增多了卫灵公不能用孔子之事。无独有偶，在鲁为政作为孔子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光 ，对于此次去鲁的原因
，《论语》作“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
，孔子行
”，是不能用孔子 ，《世家》则增多了季桓子“不致膰俎于大夫”这一理由
，即礼（礼属王道）的废弛 。依此类推，此前孔子去齐的真正原因 ，当是齐景公原本对秦穆公所行王道产生兴趣，并服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之论（秩序属王道）而欲重用孔子
，后被晏婴劝阻而“不问其礼
”，转而对王道失去兴趣 ，且一曰“以季、孟之间”待孔子
，一曰“吾老矣，弗能用也 ” ，明言不能用孔子。要之
，对于孔子这三次去卫 、去齐、去鲁的理由，太史公都突出了主政者的两项因素 ，一是对王道失去兴趣
，一是不能重用孔子：这正是孔子“干七十余君莫能用
”的客观原因
。如能理解孔子从政失败的主
、客原因，便知孔子去齐主要不是由于“齐大夫欲害孔子”带来的威慑 ，否则也与夫子自道“天生德于予
，桓魋其如予何 ”及“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牴牾。在《世家》的语境中 ，这里的“德
”与“文”不妨理解为王道 。

对于孔子的汲汲求仕与毅然离去之间的张力，也许隐者长沮、桀溺是理解的
，他们劝孔子莫与世人同流合污，宜归隐山林
。桀溺说：“悠悠者天下皆是也 ，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
，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 ”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对于世道之污浊 ，孔子没有异词 。但与隐者不同的是
，正是由于天下无道，孔子才渴望通过从政来实现王道
。可以说 ，孔子的理想是使天下恢复“王”应有的秩序
，即拨乱反正。

太史公对孔子王道理想的认识，较容易观察的 ，是孔子为政期间的举措
，以及给主政者们的建议 。《世家》叙述孔子在鲁为政前，“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 ” ，国君 、大夫
、陪臣的秩序颠倒
。鲁定公八年，陪臣与大夫之间的冲突加剧。九年
，孔子欲投奔陪臣公山不狃，终未成行 。其后 ，孔子受君命
，先后为中都宰、司空 、大司寇。十年，孔子相 ，鲁君会齐侯于夹谷
，使齐之优倡手足异处，于是齐侯归鲁侵地
。《世家》叙夹谷之会 ，兼采《左传》《毂梁》《新语》的不同叙述
，而特别强调礼乐和武备。十三年，孔子奉君命堕三都 ，试图趁三桓与陪臣内讧之际
，用武力匡正国君
、大夫、陪臣的秩序，最终功败垂成 。十四年 ，孔子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鲁国大治
。齐人归女乐以沮之
，孔子去。

由《世家》对孔子在鲁为政的叙述，结合前述孔子事卫灵公 、齐景公及去鲁时强调“俎豆之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致？俎于大夫 ” ，此外又劝卫灵公伐蒲
，可知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君臣（及父子等）应有的秩序，拨乱反正 ，使其名实相副 。礼乐是该秩序的准则
，武力是该秩序的必要保障
。这也是太史公对王道的理解。

其中容易招致争议的，如孔子斩齐优
、诛少正卯 ，与孔子仁者的形象有所不合
，凡此，皆可在太史公的王道观中获得理解 。孔子动用武力 ，都以恢复秩序为目的：斩齐优以维护雅乐
，诛少正卯以除奸，堕三都以使陪臣统于大夫、大夫统于国君 ，劝卫灵公伐蒲亦然
。卫大夫以蒲叛卫，灵公欲借蒲邑抵御晋楚
，是权衡利益的“力政
”思路；孔子力主伐蒲，完全是为了捍卫君臣秩序。明乎此 ，则知《世家》载夫子劝灵公伐蒲
，与不答灵公问陈 、不答孔文子所问攻太叔之策并不冲突，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武力 ，而在于武力的出发点是王道秩序还是“力政” 。

《世家》中的孔子不仅招致后人的争议
，也常常不为时人理解
。将孔子推行的王道视为霸道，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孔子获得鲁君任用不久 ，齐大夫即警告景公：“鲁用孔丘
，其势危齐 。 ”《齐世家》作：“景公害孔丘相鲁，惧其霸。
”孔子与闻国政
、鲁国大治后 ，齐人惧
，认为：“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 ，我之为先并矣
。”遂定计使孔子去鲁。陈蔡大夫与齐人的反应如出一辙，也认为：“孔子用于楚
，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 。 ”因有陈蔡之围
。尤其明显的是，楚昭王欲封孔子时 ，楚大夫阻拦道：

今孔丘述三、五之法
，明周 、召之业，王若用之 ，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
，武王在镐，百里之君 ，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
，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 。

楚大夫明确地将文、武之王道视作会危及别国的霸道 ，昭王只得作罢
。《史记》屡屡记述孔子之道令时人感受到“危”“惧
”“霸”
，这样的错位使孔子的仕途举步维艰。实际上，这些措辞往往未见于已知的《史记》史源 ，应是太史公刻意提示王道理想与力政现实之间存在着荒谬的错位 。

汉人已不解太史公此意
。在动念投奔公山不狃的夫子自道中，《世家》夹杂了未载于今本《论语》的话语：

盖周文
、武起丰镐而王
，今费虽小，傥庶几乎？

东汉桓谭以《史记》此语为诬孔子 ，可能是把“王 ”误解为称王、建立政权。太史公当然不可能认为孔子有称王的企图 。结合《世家》下句：

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
，其为东周乎
。

此句又见于《论语》，“为东周
” ，先儒多理解为兴周道于东方
，那么上句的“王”，当以行王道解之。在《史记》语境中 ，这是孔子意欲施行王道的宣言 。施行王道要依托于政权
，为此孔子甚至欲仕于叛臣，但毋需自己称王。

对于《史记》所刻画的孔子“干七十余君 ”以推行王道的形象 ，最生动的譬喻当属“丧家之狗
”
。在《韩诗外传》中
，“羸乎若丧家之狗”是他人以尧 、舜
、禹、皋陶四圣为模范对孔子的品评。孔子辞不敢当，并解释道：

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 ，布器而祭，顾望无人
，意欲施之 。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 ，王道衰
，政教失，强陵弱 ，众暴寡
，百姓纵心，莫之纲纪
。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 ，丘何敢乎？

《韩诗外传》的“丧家 ”以主人丧亡喻指王道失坠 、天子名存实亡
，这与《史记》全书对孔子的定位若合符契。与《韩诗》不同的是，《史记》中的孔子并未推却“丧家狗
”之喻 ，而是为之欣然而笑
，似乎意味着太史公认为孔子的自我期许正是在“顾望无人”即王道衰微
、莫之纲纪之时，汲汲于以“狗 ”一般的微贱之身“意欲施之
” ，即施行王道 。

孔子自信可以用王道救世：“苟有用我者，朞月而已
，三年有成”，怎奈主政者“莫能用 ”
。诚如明儒陈仁锡所说：

（《孔子世家》）以“不用”二字为关键。曰“弗能用
” ，曰“莫能己用”
，曰“不用孔子 ”，曰“既不得用于卫
” ，曰“鲁终不能用孔子”
，皆叹夫子道之不行也 。

孔子求仕、为政的终点是：

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

“不求仕 ” ，意味着孔子放弃为政。《世家》转而记述孔子修六艺 、作《春秋》以达王道之事 。

（二）修六艺
、作《春秋》以达王道

对于修六艺
，《世家》先言“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
”作为背景 ，提示诗 、书
、礼、乐与王道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
。在“《书传》《礼记》自孔氏”后
，又言《诗》经过孔子编订 、弦歌，则：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以备王道，成六艺。

足证诗、书
、礼、乐可以“备王道 ” 。又在此之后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
”之前
，谓“孔子晚而喜《易》”，意味着作为六艺之一的《易》 ，也可以“备王道 ”。

孔子除了用诗
、书、礼 、乐
、易以备王道
，更重要的是作《春秋》以达王道，这在《史记》全书中一以贯之 ，已如上章所述
。《世家》对《春秋》与王道的关联虽无明文
，也当作如是观。

《世家》对孔子作《春秋》的相关叙述，多本于《公羊传》及董仲舒说 ，又有所不同 。颜渊死
，孔子曰“天丧予
”，公羊家以为天将亡夫子之证；及西狩获麟 ，孔子曰“吾道穷矣”
，公羊家以为受命之符，以及天告夫子将没之征
。考《世家》下文：

子曰：“弗乎弗乎 ，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，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 ”乃因史记作《春秋》 。

太史公所谓“没世”
，当对应“天丧予
”，与公羊说一致；而“吾道不行矣” ，正是太史公对“吾道穷矣 ”的理解
，那么“吾道
”指的是孔子所奉王道，意思是西狩获麟宣告了王道无法在当下施行 ，孔子遂作《春秋》以当王法——这与公羊家的阐释有所不同
。

其微妙的区别在于
，公羊家把孔子视为王道的担当者，以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 ，以《春秋》当新王
，以孔子为“素王”；而综观《史记》全书，太史公更倾向于把孔子视为王道的传承者 ，似乎没有全盘接受受命、素王等公羊说。《世家》在西狩获麟下加入《公羊传》所无的“河不出图
，雒不出书，吾已矣夫 ” ，或可解读为太史公对受命说的排斥 。《史记》疑似以《春秋》为一王的表述“桀 、纣失其道而汤
、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，而陈涉发迹
，诸侯作难，风起云蒸 ，卒亡秦族
”
，乃侧重于前朝失道，未必具有受命之义
。实际上 ，考察《鲁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秦本纪》乃至《史记》全书
，均未见符合公羊“以《春秋》当新王”的明确证据。由此始得理解，《世家》何以只说“据鲁 ” ，不说“王鲁
” 。

在《史记》中
，孔子可能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为政的挫败，尤其是西狩获麟 ，方令孔子意识到王道在当下的破灭。在个体生命终结之前
，使王道得以传诸后世，是孔子的使命所在 。修六艺尤其是作《春秋》以达王道、当王法 ，成为孔子的必然选择。《春秋》的王道 、王法，非如《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那样即刻生效
，而是如《世家》所说“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春秋》之义行 ，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
，未来圣王行用《春秋》时，王法始得发挥效力 ，王道始得真正实现。

三
、孔子入世家之义

《史记》对孔子的定位
，既非太史公的发明，在汉代也并不十分独特 。《史记》刻画孔子的关键词如莫能用、王道 、六艺 ，早已见于《庄子·天下篇》：

丘治诗、书
、礼、乐 、易
、春秋六经
，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以奸者七十二君 ，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
，一君无所钩用。

后来又被汉代经学尤其是公羊学发扬光大，成为太史公的知识背景 。尤其是向来认为最具太史公个人色彩的赞语 ，其《孔子世家》赞语：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，当时则荣
，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 ，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可谓至圣矣。

与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几乎完全一致 。如果孔子衣镜不以《史记》为史源
，则这段赞语就是对成文的复述，不是太史公的独见
。

相比之下 ，最具《史记》特色的
，正是本文的核心议题：入孔子于世家。经过上文的分析，结合《世家》赞语以及小序：

周室既衰 ，诸侯恣行 。仲尼悼礼废乐崩
，追修经术，以达王道 ，匡乱世反之于正，见其文辞
，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对于孔子何以入世家 ，太史公的考虑可能在于：孔子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具有辅弼王道的功绩 。

（一）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对于《史记》“世家”之名义，一般认为所“世 ”的是君位。这一理解不能契合孔子和陈涉 ，也没有《史记》明文作依据
。实际上
，《孔子世家》赞语和小序都提到的“六艺”，才是太史公明言孔子所“世
”者。汉代“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就是孔子得以世家的明证 。一如太史公明言陈涉的历史意义在于首事反秦：

秦失其政
，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 ，风起云蒸
，卒亡秦族
。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

故而陈涉所“世 ”者 ，乃是反秦的事业
。陈涉死后，“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
”
，最终建立的汉朝，就是陈涉得以世家的明证。

要之 ，世家所“世”者
，未必是君位，也可以是某项功业 。孔子所“世 ”的 ，不在于子孙“传十余世
”
，太史公更不可能预知孔子及其哲嗣会获得册封
。在史迁等汉人看来，孔子留给后世最重要的功业无疑就是六艺。六艺之文辞作为“达王道”的载体 ，具有“匡乱世反之于正 ”的效力 。此即孔子“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之义
。

（二）辅弼王道

上文分析了世家所“世”对象这一字面含义。更重要的是
，《太史公自序》对于世家这一体裁的功能已有明确的界定：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 ，运行无穷
，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 ，以奉主上，作三十世家 。

指出世家是辅弼“主上 ”的股肱之“臣
”。验之三十世家
，除《孔子》《陈涉》之外，各世家在周为诸侯 ，在汉为或为诸侯王、或为社稷之臣（侯） 、或为皇后
，无不具有佐助王室
、辅弼王业之义
。只不过有时流于表面、名不副实。公然谋反或有谋反之迹的，则退为列传 。

世家对王室的辅弼 ，是理解《史记》全书的一条线索
。三十世家的小序
，或多或少都与此相涉。尤其是小序“嘉”字二十见，全部施于世家 ，且无不针对“忠信行道
，以奉主上 ”的辅弼之义，堪称《史记》的一种“书法” 。标“嘉
”字的小序有：

太伯避历……嘉伯之让 ，作《吴世家》第一
。

尚父侧微
，卒归西伯，文 、武是师……嘉父之谋 ，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辅翼成王，诸侯宗周……嘉旦《金鄊》
，作《周公世家》第三 。

召公率德，安集王室 ，以宁东土……嘉《甘棠》之诗
，作《燕世家》第四
。

管
、蔡相武庚，将宁旧商……嘉仲悔过 ，作《管蔡世家》第五。

收殷余民
，叔封始邑，申以商乱 ，《酒》《材》是告……嘉彼《康诰》
，作《卫世家》第七 。

嘉微子问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

嘉文公锡皀鬯 ，作《晋世家》第九。

庄王之贤
，乃复国陈，既赦郑伯 ，班师华元……嘉庄王之义，作《楚世家》第十 。

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
，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

嘉厉公纳惠王 ，作《郑世家》第十二
。

嘉鞅讨周乱
，作《赵世家》第十三。

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

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 ，作《韩世家》第十五
。

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
，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十九 。

嘉游辅祖 ，作《楚元王世家》二十
。

嘉肥股肱
，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与信定魏……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

嘉其能距吴 、楚 ，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

这些鲜有学者措意的“嘉”字句
，实系太史公自道世家的关键所在，有望借此深入理解世家的入选标准 ，从而揭示孔子入世家之义，故须在此略作探讨。

前七篇的“嘉 ”字对应西周
，褒扬吴太伯
、齐太公、召公爽对王朝创业的功绩，以及周公旦对王室的忠心 、蔡仲对其父叛乱的悔过、卫康叔对周室之命的遵从 ，尤其有趣的
，是对微子去殷的褒扬 。这些“嘉
”字句，均针对辅弼或忠信之义
。

末五篇对应汉代 ，“嘉”字褒扬皇后
、楚元王、齐悼惠王 、梁孝王辅弼王室的功德
，以及曹参的“忠信 ”。其中最有趣的，是对曹参的评价“不伐功矜能
” ，明显与韩信形成对照 。对于以谋反论处
、《史记》退之于列传的韩信
，太史公惋惜地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 ，不矜其能
，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 、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曹参的战功多系追随韩信而取得 ，其功勋远逊于韩信，结果曹参入世家
、韩信降格为列传
，说明“忠信 ”是进入世家的先决条件
。然而，韩信是否真的谋逆 ，实际大有疑问
，那么太史公看似严厉地指责韩信“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 ，乃谋畔逆
，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 ，其弦外之音可能在于
，作为世家准入门槛的“忠信”，并非完全以主观动机为标尺。

中间八篇世家所“嘉 ” ，对应东周“上无天子
”即王道缺位的时代
，情况最为复杂 。作为一时霸主的晋文公、楚庄王 、越王勾践
、齐威王等，其获得《史记》褒嘉 ，并非都有佐助天子的行为，楚庄反而僭周“问鼎”；最能体现忠信的勤王行为
，往往也不是出于忠心，例如晋文不过以“入王尊周 ”为求霸的手段
。尽管如此 ，按照公羊学说
，他们作为贤“方伯”本身，就意味着为尸位素餐的天子分担其未能履行的职责 ，客观上有功于天下。故《晋世家》小序褒奖晋文公能够受天子“锡珪鬯
”为霸主
，忽略其践土之会召王的公然僭越，《魏世家》小序“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也间接说明晋文对于“主上 ”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霸
”功 。那么《楚世家》小序“嘉庄王之义”赞赏的也是庄王能为霸主 ，客观上为周室分担了维持天下秩序的重任
。

更值得玩味的是
，赵、魏 、韩
、田齐作为“诸侯—大夫 ”秩序的破坏者和僭号称王者，《史记》非但很少指责其犯上之罪 ，反而嘉许赵和田齐勤王、宗周的忠信；实在找不出尊周行为的魏 、韩
，只能嘉许其先祖曾辅佐晋国成就霸业。在此意义上，魏、韩的“主上
”也应如赵一样是周室和天下 ，而不可能是小序字面所指的晋国 。要之，作为世家准入条件的“辅拂股肱”和“忠信行道
，以奉主上 ”，其“忠信
”和“辅弼”均不必拘泥于主观动机 ，而是以对“主上 ”的客观贡献为标尺；“主上
”与其说是天子其人
，不如说是王室
、王业、天下
。

至此，世家应具辅弼之义应无疑义。最后的问题是 ，孔子辅弼的对象即“主上”是谁 。已有的见解大体可分为周 、汉两种
。认为孔子尊周的
，如清人姜宸英已注意到小序嘉许晋
、越、郑 、赵
、韩、田齐尊周，由此指出孔子入世家的原因在于其与诸侯一样同尊周。笔者对此未敢苟同 ，理由有三 。

第一
，缺乏《史记》明文。尽管周道即周之王道，但《史记》全书每言“周道 ”衰而孔子明“王道”及作《春秋》以达“王道
” ，诸如“周道缺……孔子明王道……（作《春秋》而）王道备”“周室衰……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作《春秋》以当王法 ”“周道衰废……（孔子作《春秋》）以达王事
”“周室既衰……（仲尼）追修经术以达王道”
，从不说孔子明“周道 ”或者作《春秋》以达“周道
”
。这类表述不少，不应视为巧合。

第二 ，周道已亡 。孔子的抱负是实现王道，假如梦想成真
，王道或等同于周道，即重张周室对天下秩序的宰制 ，因有“从周”“为东周 ”之志
。然而在现实中孔子屡屡碰壁
，至西狩获麟宣告周道已然无药可救。“周失其道而《春秋》作
”，孔子作《春秋》正是周道亡失的结果 。

第三 ，六艺不独为周而修
。孔子所“世”者
，六艺也。《世家》于《诗》，言孔子上采契 、后稷 ，中述殷周之盛；于《书》
，言孔子上纪唐虞之际；于《礼》，言追迹三代
、百世可知；于乐 ，言韶武雅颂；于《春秋》
，言运之三代；又《自序》于《易》，言伏羲作八卦：皆未局限于周 。

总之 ，孔子可能曾有救周之心，但在现实中无路可走
，其最终选择“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已不可能以兴周为志，且六艺的内容也超出了周
。

另一种观点是孔子有功于汉。如朱东润认为：“史迁列孔子于世家 ，特以其立大经大法
，为汉制作，虽身系周室之岁时 ，而功在汉家之社稷
，斯则冠于萧、曹 、张
、陈之首可也 。
”这类理解的好处在于，可以解释《孔子世家》排序何以处于《赵》《魏》《韩》《田敬仲完世家》之后
。其问题在于 ，“为汉制作”作为公羊说
，一则如上章所说，《史记》全书未见以《春秋》当新王的确证；一则意味着（尽管朱先生未必有此意）尊孔子为“素王 ” ，就不会承认孔子作为“辅拂股肱之臣”的角色
，也就不合《史记》世家之义。

倘若修正“有功于汉
”的说法，去除其“素王”意味 ，把“为汉制作 ”调整为更宽泛的“为天下制仪法
”，则更契合史迁之意 。正如“六艺之统纪”不独为一王之法
，而是如《世家》所说，“运之三代 ”、可以令“百世可知
”；孔子所辅弼的也不是某一特定王朝 ，而是三代一贯 、百王不易之道
，即王道本身。

孔子用六艺尤其是《春秋》来辅弼王道，留待“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是本文对孔子何以入世家的回答
。

四、《史记》继《春秋》以辅弼王道

尽管太史公不以孔子为“素王 ”
、不以《春秋》当新王
，以《春秋》达王道的做法仍然无法完全避免僭越之嫌。如所周知，《孟子》有云：

《春秋》 ，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

《孔子世家》用“后世知丘者以《春秋》 ，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之说
，究竟是同时承认了《孟子》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也 ”这一前提 ，还是不同意这一说法呢？

这个问题的微妙之处在于，假如《史记》明言《春秋》是天子事
，则在《自序》中反复致意、以继孔子自期的司马迁，就不打自招地坐实了自己僭越汉天子的罪名
。退一步说 ，假如史迁认为《春秋》中的“贬损
”
，只是纯粹的“史笔”，或所谓“批判现实 ” ，《世家》又何必效法《公羊》的“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”
，强调《春秋》需待“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呢？所以孔子作《春秋》，以及子长为《太史公》书以继《春秋》 ，势必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僭越
，不论太史公是否承认。

只不过在《史记》的语境中，孔子所僭越的是有名无实的周天子 ，即《自序》引董生所谓“贬天子” 。对于王道
，孔子是辅弼之臣，绝不敢“少贬 ”
。

而在《太史公自序》中 ，司马谈绝口不提周公 、孔子的尊崇地位，刻意将二者塑造为王道的鼓吹者和传承者：

夫天下称诵周公
，言其能论歌文
、武之德，宣周、邵之风 ，达太王 、王季之思虑
，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
、厉之后 ，王道缺
，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 ，论《诗》《书》
，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 ，而诸侯相兼
，史记放绝
。今汉兴……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 ，余甚惧焉。

在此意义上，担任太史的司马迁以继承孔子自任
，便不会显得古怪：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 ，正《易传》
，继《春秋》，本诗、书 、礼
、乐之际？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

壶遂没有误会司马迁要学孔子成圣 ，但他抓住《春秋》的拨乱反正之义
，质疑史迁躬逢盛世、要在何种意义上效法乱世中的孔子。面对如此敏感的发问，史迁连忙改口 ，极力否认“继《春秋》”的企图 。实际上
，《自序》末尾自道为《太史公》书以“俟后世圣人君子 ”，其比附《公羊》“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
”之意再明显不过。那么 ，史迁表面上否认“继《春秋》”
，应视为对微文刺讥今上的一种掩饰
。后世基于史迁对武帝的个人恩怨，贬《史记》为“谤书 ” ，这一污名虽有待洗刷，却也不算空穴来风。对本朝天子的褒贬
，也堪称《史记》继《春秋》以载王道的题中之义了 。

更令人在意的是，“五百岁
”和“意在斯乎”的表达 ，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孟子》的名言：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也
。

如果套用《孟子》的逻辑，史迁的当仁不让或可理解为 ，自期继周 、孔之后辅弼王道
，甚至自期以“藏之名山 ”的《太史公》书辅弼未来致太平的“王者
”。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

排版：陈楚楚

审核：管 琴

本文来自【北京大学】 ，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