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中日风波因为高市早苗越闹越大 ，而日本“最聪明的那批人 ”，已经开始给自己找退路了。
日本知名作家 、前外务省主任分析官佐藤优最近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在高市早苗政权这堵“危墙 ”之下，最先退却的 ，不是普通选民 ，也不是电视上的评论员，而是情报官员和外交官 。
这不是对某一群人的歌颂 ，而是一种冷冰冰的现实判断：谁最靠近权力核心 ，谁最清楚墙缝里已经开始往下掉沙子 。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世界安全格局摇晃得更厉害 ，日本政局也在摇晃。
高市早苗上台后，把“安全” 、“威慑”、“间谍 ”、“台湾有事 ”挂在嘴边 ，一面在涉华问题上试探底线 ，一面在国内高调谈论“重建情报能力”“制定反间谍法 ”“强化监听权 ”。
在口号层面，这套话术看上去坚硬 、有力 ，足以让一部分焦躁不安的选民找到发泄对象和安全幻觉 。
但站在情报官员和外交官的位置看 ，这些动作传递出的不是安全感，而是危险信号 。
所谓反间谍法，一旦做成“全功能版本” ，立法之后的头两三年一定要有“成果 ”。没有成果 ，法律形同虚设，推动者难以向社会交代 。谁最容易成为“成果 ”？
不是深埋地下几十年的职业间谍 ，而是手里确实握有国家机密 、每天在处理敏感事务的本国公职人员——负责对华、对俄 、对朝 、对中东的那些人 。
他们面对的现实很简单：只要气氛需要，只要权力决定 ，“泄密”“接触不当人士 ”“信息管理不善 ”这些莫须有罪名 ，随时可以扣到头上。从此以后，每一份文件、每一次会谈 、每一通电话 ，都可能在若干年后被翻出来 ，对照一部写得模糊而严厉的法律，成为整肃的素材 。
在这种情形下 ，“先跑”的不是英雄行为 ，而是一种求生本能：
能不碰的文件，就推给程序；能不说的话，就交给套话；能不写在纸上的判断 ，就只在心里留一份 。
外交官也是如此。高级别的谈判 、敏感的会晤、复杂的折冲 ，本来就带有高度不确定性 。一旦风向变了，当初留下的字句 、传回的电报 、向上呈报的判断 ，随时可以被事后翻案 ，变成“路线错误 ”的证据 。
于是，最稳妥的选择 ，就是照本宣科 ，坚守陈词，避免主动提出新方案 ，避免对风险作出清晰判断。
法律在纸面上越是严厉 ，权力在话语上越是喊得响，实际操作中可用的信息就越少 ，可依赖的人就越谨慎 。政权表面上看来“掌握了更大的刀 ” ，事实上砍掉的是自己的神经末梢 。
通信监听权的扩张，更是同一逻辑的延伸。
以“国家安全”为名扩大行政机关的监听权限 ，把“司法令状”一步步挤到后面 ，看上去是为了防范看不见的敌人，实质上却让所有参与涉外工作的人都清楚：自己的电话、邮件 、交往记录 ，有朝一日完全可以在合法外衣下被翻捡 、拼接、解读。
这不是抽象的“隐私问题 ” ，而是现实的生涯风险：在这种环境下，谁还愿意主动接触边缘信息、主动建立复杂渠道 、主动承担超出条文的责任？最本能的选择 ，只能是——少做事 ，不出头，无痕迹 。
佐藤优说 ，高市政权下 ，“先跑的是情报官员和外交官 ”，指的正是这种结构性的消极退避：不是集体辞职 ，也不是公开反抗 ，而是默默把自己的行为半径收缩到最低，把一切交给程序，把所有边缘地带留给政治人物自己去冒险 。
如果说战后日本有过某种“稳定” ，很大一部分来自官僚系统的惯性运转。无论内阁如何更迭 ，外交 、情报、财政等关键部门都有一套自己的节奏：
信息尽量收集全一点，判断尽量谨慎一点 ，风险尽量在事前化解一点 。现在这套惯性 ，被高市式的“安全政治 ”一步步推向相反方向——口号越来越重，法律越来越紧 ，真实信息越来越少 ，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 。
这时，与其说情报官员和外交官是在“背叛政权 ” ，不如说是用自己的退避 ，给政权本身做了一次冷酷的体检：
当你把最接近信息源的那群聪明人逼到只敢说废话的时候，当你让他们觉得“少知道一点更安全”的时候 ，危险就不在外部 ，而在内部。
日本历史上并不缺类似场景 。
战前的“治安维持法 ”以维护国家秩序为名，逐渐把批评者 、温和派 、警惕战争后果的人从公共空间赶走；军部与部分政客结成同盟 ，把一整套警察与情报机器转向内部清洗 。
结果是 ，国家表面上越发“团结一致 ”，实际上失去了自我纠错和自我约束的能力 ，最后在高呼“总动员”的声浪中一路走向毁灭。
今天的日本并不简单重复那条路 ，但逻辑上的危险相似：
当政权把“间谍 ”“泄密 ”当成随手可用的标签，当法律与舆论被当成对付内部不同声音的工具 ，当最熟悉世界变化、最接近外部现实的人先选择远离 ，国家的耳朵和眼睛就会慢慢变钝，决策就会越来越依赖少数人的想象和情绪 。
高市早苗选择在危机时代用“安全化”的方式巩固权力 ，把情报 、外交 、法律、媒体一并拉入紧绷的叙事之中 ，看上去是在为日本“强身固本 ”，实则把日本再次推向一个对内部失去信任 、对外部判断失真 、对历史记忆淡漠的方向 。
在这样的结构下 ，情报官员和外交官不会去做制度设计者眼中的“理想角色 ”。他们不会自告奋勇冲锋在前 ，也不会在公开场合拆穿虚假的安全感 。
他们只会用脚投票、用沉默投票：在该说真话的时候转向套话，在该提出预警的时候交给上级自己选择看不看，在该承担风险的时候退在程序后面 。
这不是美化谁 ，也不是指望谁成为拯救者。恰恰相反，这种退避本身 ，就是对高市政权的一份冷酷评语：墙已经有裂缝了 ，最靠近的人先退开了。
一个政权，最先失去的如果是愿意接触现实 、愿意面对复杂局势的那批人 ，那么 ，它脚下的，就不再是一块稳固的根基 ，而是一堵随时可能向内倒塌的危墙 。
日本社会若看不见这一点 ，就会误以为“法律更严 、言辞更硬”就是更安全；而当真正的危险从墙缝里渗出来的时候，也许已经没有人还愿意站在墙下提醒它将要倒向何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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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篇文章《聪明的日本人开始找退路了，高市早苗还在绝路上狂奔》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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