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她的错》剧照 。（资料图）
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下班去接孩子 ，却被告知孩子并不在约定地点 ，你会是什么反应？故事开头，剧集主角玛丽莎就陷入到这种令人心慌的境地：下班后的她敲开新月窟1800号的房门 ，打算接5岁的儿子麦洛回家 ，房主太太却一头雾水，告诉她那里根本没有麦洛 。
心慌之余，玛丽莎念出了来自儿子同学的母亲珍妮的短信。她告诉玛丽莎 ，她的儿子雅各想跟麦洛一起玩 ，她已从学校接走了他们，玛丽莎下班后可以到新月窟这一地点接回麦洛 。然而 ，房主太太的疑惑再次让玛丽莎意识到 ，事情并不对劲——麦洛失踪了 。
接下来，警察登门问询 ，让玛丽莎和丈夫彼得说出事件经过以及麦洛的特征。事情由此变得有趣起来 ，彼得只能说出麦洛是金色的头发，有着长长的斜刘海 ，其余的什么也描述不出来；玛丽莎却清楚地知道 ，麦洛当天穿的衣服颜色 、图案等各种细节问题。尽管彼得一再安慰玛丽莎，让她不要自责 ，但在知道她没有确认珍妮的手机号时 ，还是忍不住出声责怪她，仿佛麦洛的失踪都是她的错 。
但事实上，从麦洛出生起 ，他的一切事务几乎都是由玛丽莎负责的 。在麦洛几个月大时 ，观众常常在镜头里看到的是，身为职业女性的玛丽莎经常要半夜起来照看麦洛 ，有时还要一边处理工作 ，而彼得通常在一旁呼呼大睡；当玛丽莎在学习育儿知识时，彼得则在看球赛 ，除了偶尔赏赐般地夸赞她一句“你无所不能”外 ，并未提供任何实际帮助。随着麦洛慢慢长大，找保姆 、参加学校活动、带他去医院等任务都落在玛丽莎头上 。
而令人感到不公的是 ，麦洛一失踪 ，包括彼得在内的所有指责的目光都向玛丽莎涌来 。例如，在寻找麦洛的新闻发布会上 ，记者向玛丽莎提问 ，想知道她在麦洛失踪时期的下落（实际上她在开会），却没有向彼得提同样的问题。
种种细节都在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在大众眼里 ，孩子似乎天然地就仅是母亲个人的责任 ，一旦孩子出现问题，那就是母亲的错 。社会对家庭分工的不同期待 ，使女性们常常陷入到母职焦虑中 ，而父亲应承担的育儿责任却往往被忽略 。
同样的母职困境在剧中的另一位女性珍妮身上也有所体现。珍妮同样是一名职业女性，丈夫里奇是一名物理教师 。里奇常以学校里有物理问答等借口为由 ，将照顾儿子的责任推给珍妮 ，但事实上，他口中的物理问答在上个学期就被取消 。他只是在车上玩游戏 ，美名其曰自己需要独处时间。
照顾儿子对里奇来说似乎只是“临时责任 ” ，每当珍妮回家，他会立刻抛下正在为儿子做的事情 ，自然地离开 ，让珍妮“接管 ” 。而当珍妮雇佣的保姆凯莉涉嫌参与麦洛绑架案时，他却指责珍妮没有仔细核实保姆的身份和职业推荐信，引狼入室 。
在剧集编剧兼执行制片人梅根·加拉格尔看来 ，育儿中的分工不平等一直深刻地存在着。“这种试图包揽一切的精疲力竭 ，以及女性心中日益积聚的愤怒——那种认为照顾好所有人的生活 、快乐理所当然是她们职责的假设，”加拉格尔说 ，“而男性却不必承受同样的压力——这种现象如此真实与普遍 ，但电视荧屏至今仍未呈现其应有的程度。 ”
剧集在这一点上进行了尽可能多的呈现，但它并不局限于此 ，随着剧情的层层推进 ，故事的议题也在不断延展，借由“都是她的错 ”这一核心 ，指向了更为深层的社会真相 。从表面上看 ，彼得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 、沉稳负责的人 。他的弟弟布莱恩是位残障人士，妹妹莉亚有药物滥用问题 ，他们一直依靠彼得生活。
然而 ，随着麦洛失踪，彼得的秘密也在整个家庭的裂隙中慢慢浮现 。原来，布莱恩的残障是彼得造成的 ，他将真相隐瞒了数十年 。不仅如此 ，他还将这一过错推给妹妹莉亚，让她以为自己才是“罪人”、一直活在愧疚之中 ，她的药物成瘾也与之相关。在精神上 ，他也一直在打压莉亚，将她形容为一个难以控制自己情绪、无用的“废人”形象 。
这里可以看出以彼得为代表的父权无处不在的巨大影响力 ，它表现为极强的控制欲与支配性 ，要求男性在家庭中必须拥有主导地位 。于是，观众可以看到 ，彼得总以保护之名来掌控周围的人 ，让他们依附自己，进而树立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都是她的错 ”成为一个无需成本的借口或者谎言 ，被用来对某个具体的人进行归责，以掩盖父权压榨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莉亚的遭遇是这样 ，剧中另一名配角凯莉被责难也同样如此 。
凯莉出身于一个贫困街区 ，父亲是赌注登记人，常干一些违法勾当 ，母亲对她漠不关心 。她因“联觉症 ”从小被认为精神有问题 ，殊不知，在麦洛所在的富裕家庭里 ，这被看作是一种艺术天赋。凯莉后来遇上男友凯尔 ，怀了孕，生活又有了希望 ，但没想到 ，男友为了赚钱铤而走险，最后锒铛入狱 ，她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更令她绝望的是 ，某次出车祸后，她的孩子被彼得调换，成为了麦洛 。为了找回孩子 ，她只能以非法手段带走他。
凯莉的悲剧呈现了底层女性遭受的性别与阶级的双重压迫。在凯莉的成长过程中 ，如果社会系统能给予她更多精神及物质上的支持，也许她依旧能怀有希望 。但有时候 ，系统正是造成个人困境的源头 ，而当这个系统暴露出问题时，常被推出来担责的也是个人 ，就像凯莉一样——真正的问题总被掩盖在“都是她的错”的表象之下 。
剧集结尾 ，玛丽莎利用彼得大豆过敏这一弱点将他杀死。从现实上看，这是谋杀行为 ，但回到叙事中 ，玛丽莎的行为不应被这么简单地定义 。当彼得做了一系列极恶之事，依然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继续享受着他作为男性以及富裕阶层的“特权 ”生活时 ，不免令人感到不公，为了给麦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玛丽莎不得不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
警察阿尔卡拉斯最后跟玛丽莎见面时 ，选择为她保守秘密 ，“我知道你被困住了，你无法告诉任何人真相 ，所以你做了这个选择 ”。他也曾和玛丽莎面临同样的道德挣扎 。为了给残障的儿子争取在特殊学校的入学名额 ，他不得不利用职务之便替某个罪犯调换了关键证据 。
梅根·加拉格尔这样解读这一结局，“玛丽莎在第八集中所挣扎的正是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差异……法律与正义往往并非同一回事 ，”她说 ，“这两个角色都关乎是非对错 、道德伦理。他们并非坏人，更非邪恶之人 。但有时正确之事未必完全合法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都在为这个抉择而挣扎 。 ”当法律无法完全捍卫正义与公平时 ，剧集中的这个结局至少能在沉重之外给予观众一些安慰，玛丽莎值得过上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
责编 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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