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超常规科研攻关 ,既是中国保持正常发展节奏的必要之举,也有助于为中国经济塑造新的增长点 。
2024年4月27日,北京 ,身高一米六,可以奔跑,每秒可完成550万亿次操作算力的人形机器人正式亮相。图/IC photo
解读“十五五”规划建议系列专栏
编者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后 ,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发布。即将启幕的“十五五 ”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 、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意义重大、使命非凡,《建议》则已为这未来五年发展绘就蓝图,其中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远景,更有关系每个人的民生大小事 。新京报评论部推出“解读‘十五五’规划建议”专栏 ,陆续刊发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文 | 王明远
10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
《建议》提出 ,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 、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 、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其中 ,“超常规 ”一词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也颇值得深入解读。
为何要采取“超常规”手段?
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上的攻关突破,为什么要采取“超常规”手段呢?一方面 ,这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所要求的 。
过去在“全球化 ”思维下,制造业供应链上的几个主要角色美国、中国大陆、日本 、韩国,以及德国、中国台湾等 ,各自发挥特长、各有特色分工,从而达到全球生产成本的最优化。
2018年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来,一直把从供应链着手制裁中国作为关键手段,对华出口管制清单不断拉长 ,包括从出口范围到交易对象的限制。
截至2024年年末,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四类清单的中国实体共1136个,几乎涉及所有重要科技类企业和高校、研究机构。由此给中国相关产业的正常运营和发展带来严重问题 。
比如 ,长江存储是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供应商之一,过去对西方进口设备依赖度高达80%以上,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后 ,全球市场份额大幅下滑;华为是美国技术出口限制最严苛的企业之一,严酷的外部环境使得公司平均营业收入增速下滑。
尤其是《建议》所列举的几个领域,都是我国对外依赖严重 ,而产业规模很大的行业。比如,2024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达到3857.9亿美元,自给率仅为20%左右 ,集成电路涉及手机 、家电、汽车等方方面面,一旦断供对经济影响极大 。
而据2020年发布的《中国工业软件产业白皮书》,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国产化率仅为5%,95%则需依赖进口;2024年 ,我国医药产品进口额914.1亿美元,先进药物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所以,实施超常规科研攻关 ,既是中国保持正常发展节奏的必要之举,也有助于为中国经济塑造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我国最近10年无论是基础科研 ,还是技术研发都有了长足进展,已经具备突破常规、冲刺尖端科技的条件了 。
比如,2024年 ,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达到4960亿美元,约占全球总支出的18%左右;欧盟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的2023年度《产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显示,全球研发支出最高的2500家公司中 ,中国为679家。
2024年,自然指数涵盖的145个顶级期刊论文,中国贡献份额为32122,远远超过位列第二名美国的22083。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 ,2024年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中国为70160件,超过美国的 54087件 。
数据表明 ,尽管中美科技竞争力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具备了在核心领域更上一层楼的力量了。
如何才能实现“超常规”目的?
那么,我国到底应该如何发挥举国优势 ,实现超常规的核心科技攻关呢?这首先就需要加强基础科研,加快教育改革,提升研发人才的创新能力。
尽管目前中国的SCI论文已经远超美国 ,但在基础科研方面还是落后于美国 。根据中国科学院和科睿唯安联合发布的《2023 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报告,在十一大基础科学领域的前沿研究中,中国只在农学 、化学和材料科学领域超越了美国 ,其他都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医学、数学、物理学方面,美国的占比为53.9%,而中国为24.2%。
另外 ,中国每年培养的博士生数量也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目前中国在读博士生数量约61万,而美国仅为17.8万。但从实际看 ,那些颠覆式创新仍然主要源自美国。这跟重技术 、轻基础科学,重论文、轻创新的氛围有很大关系 。
在最近的相关调研中,深圳、上海一些独角兽企业创始人反映 ,现在高学历者过剩,但真正有创新力的凤毛麟角。这是制约科研突破的一个重要瓶颈。
其次,要发挥好国家的引导示范作用 。在科研组织活动中 ,尽管企业是最高效主体,但仍旧离不开发挥国家在顶层的引导 、鼓励作用,这样才能弥补市场自我资源配置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表明 ,举国体制是中国的特有优势,可以快速调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现在西方在新兴科技领域 ,为了应对中国的赶超,也在或多或少地借鉴中国的举国体制 。
不过,发挥好举国体制的前提是如何理解好举国体制。我们的举国体制应像经济上的宏观调控一样 ,重点放在顶层规划、政策激励、经费调拨 、项目监督考核等方面,而非是完全包办科研,尤其要避免行政力量过度干预研发。
再者 ,要重视企业的关键主体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最懂得市场的需求,也最有创新的动力 ,现在的大型企业组织还具有聚合科研资源的能力。
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把科研从企业活动中剥离出来,国营院所负责研发、企业负责生产。这种模式 ,导致研发质量低、转化周期长 。
像苏联虽然几乎与美国同步发明了移动电话、集成电路和互联网,但因为这是国家行为,而企业参与性不足,导致只有强大科研 ,而无强大产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竞争力的本质提升,核心在于诞生了一批具有强大科研组织和转化能力的企业群体,很多企业研发投入占比都达到了15%以上。这是中国式崛起 ,与苏联式崛起的本质不同。未来集成电路 、工业母机、工业软件的技术突破仍依赖于企业发挥主体作用 。
总之,科研是各类元素组成的生态,并且遵循的是短板理论 ,我们只有进一步发挥好政府、高校 、科研机构、企业,乃至金融机构、各类服务组织的作用,才能构建一个强大的原创性生态 ,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
而从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科研创新积累的过程来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撰稿 / 王明远(经济学者)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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