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但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 ，中国的死亡人数就成了很多人都关注的对象 。
2022年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041万 ，23年有1110万 。
那么，去年有多少呢？中国将会迎来死亡高峰吗？
历史欠的账，迟早要还
其实从22年到23年，中国的死亡人数已经有着明显的增长了 ，而背后绕不开的 ，就是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速。
首先，我们得明白 ，“死亡高峰”这事儿 ，根本不是什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本质上是一道几十年前就写好了答案的数学题 。
2022年，1041万人告别人世 。
2023年 ，这个数字攀升至1110万。
到了去年 ，回落到1093万。
对应的死亡率也像心电图一样起伏，从7.37‰升至7.87‰ ，再微调到7.76‰ 。
表面看有上有下 ，但拉远了看，这条曲线一直在往上升 。
去年的那个小插曲，改变不了任何宏观趋势。
这背后真正的驱动力，得追溯到上个世纪 。
五六十年代那一波声势浩大的“婴儿潮 ” ，为新中国输送了第一代大规模建设者 。
他们在艰苦条件下成长 ，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困顿与社会变革，也亲历了共和国的工业化 、现代化历程 ，如今 ，这批同龄人正集体迈入75岁以上的高死亡风险阶段。
那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9岁左右 ，而如今 ，这个数字已经接近79岁 。
这意味着 ，他们不仅躲过了饥荒与贫困，见证了国家的腾飞，更享有了前所未有的长寿机会 。
这种延长的寿命 ，固然体现了社会的巨大进步 ，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庞大的人口群体正同步走向生命终点。
人口学家的预测模型以冷峻的数据描绘出未来几十年的生命轨迹 。
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推算，到2035年 ，每年的死亡人数可能轻易突破1500万大关 。
而另一位专家则给出更具体的预测：到明年 ，也就是2025年 ，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295万，而同年的新生儿数量预计仅为756万。
这种死亡与出生的不平衡 ，预示着人口结构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
长期来看 ，这场死亡潮的顶点预计出现在2061年前后，届时每年将有约1900万人离世 。
换个角度看，今天中国每6到7个人里，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 ，这个群体的总数去年已经达到了2.2亿。
而根据联合国的测算 ，到2050年，这个比例会急剧飙升 ，超过30% ，也就是不到3个人里就有1个是老人。
这是一个纯粹由过去几十年人口结构累积而成的现实，它的发生 ，几乎和日出日落一样 ，是客观且必然的 。
同一个浪潮 ，不同人的船
“死亡高峰 ”这块巨石对于不同地区 、不同阶层的人来说，它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生死体验 。
城乡之间的那道鸿沟 ，在这里被无情地放大了。
当我们在讨论全国人均医疗资源时 ，数据背后的真相是，农村地区的执业医师数量，大约只有城市的60% 。
这意味着在广袤的乡村 ，生命最后的防线要薄弱得多 。
一个更具体的细节是 ，75岁以上的农村老人 ，能够定期接受体检的比例，要比城市里的同龄人低整整28个百分点。
这不是运气问题 ，这是几十年城乡二元结构留下的沉重烙印 ，决定了农村地区更高的死亡风险并非偶然 。
中国有超过3.5亿人正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缠斗，这是笼罩在几乎所有家庭头上的普遍阴影 。
但具体到致命性疾病 ，差异就显现了。
去年9月份 ，肺结核与肝炎是导致法定传染病死亡的主要元凶 。
而到了4月 ，艾滋病死亡人数高达1642人，占了当月传染病总死亡数的76.7%，其高风险地带 ，恰恰是那些因为医疗信息闭塞 、发现迟缓的农村地区 。
同一种病毒 ，在不同土壤里结出了截然不同的恶果。
就连去年第三季度一度引发关注的新冠病毒，也呈现出这种差异 。
虽然感染病例数占到了乙类传染病的74.5%，但死亡人数仅有32例 ，其威胁性已大大减弱 。
这与那些因发现迟缓而导致高死亡率的疾病 ，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了衰老与疾病，一些群体还必须直面额外的生存风险。
去年，各类事故导致了8079人死亡 ，尽管这个数字同比下降了17.8% ，反映出重点行业的风险管控正在见效，但对于那八千多个家庭而言，这是无法挽回的悲剧 。
而在一些特殊地区 ，天灾成为生命的直接威胁 。
图片来源于网络
老龄化带来的连锁反应
最直接的压力 ，来自于那个正在迅速倒转的抚养比。
目前 ，大约每1.1个劳动力抚养1名老人，而到了2035年 ，这个比例将彻底颠倒 。
根据预测 ，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萎缩到约6亿 ，而抚养比则会攀升至70%以上 。
这意味着 ，今天还在上学的孩子 ，未来可能需要以一己之力，扛起数位老人的养老重担。
养老金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 。
而挑战的另一面，往往是机遇 ，人口老龄化催生了潜力巨大的“银发经济” 。
从基础的医疗护理 、养老服务 ，到高端的保健品、智能健康监测设备，一个全新的市场正在快速崛起。
对于那些能精准捕捉到老年群体需求的企业来说 ，这片蓝海才刚刚开始显现 。
国家的政策工具箱也正在被激活 。
去年 ，中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增长了8.2% ，重点就是加固县城这级医疗体系。
在四川，一项名为“县聘乡用 ”的政策正在实践中 ，它巧妙地解决了编制和待遇问题 ，成功为农村地区新增了3200名执业医师，这正是对前文提到的城乡医疗鸿沟的直接回应 。
同时，发展安宁疗护体系、普及社区养老服务等 ，也正从专家建议走向政策议程 。
笔者认为
回过头来看 ，去年死亡人数那17万的短暂下降 ，不应成为我们盲目乐观的理由。
真正的考验，从来不在于某个具体年份的数字拐点 ，而在于整个社会能否在未来长达几十年的周期里 ，建立起一个更具韧性 、更加公平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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